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高子桓主持的中国商业统计学会2021年度规划课题《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统计测度研究》（课题编号：2021STY32），最终成果为研究报告《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产业链关联的影响研究》和学术论文《企业数字化转型赋能产业链关联：理论与经验证据》。课题组成员：韩爱华、董俊一、郭俊伯、葛少华、刘嘉颖。

一 研究背景和意义

国民经济“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要加快数字化发展，推动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激活数据要素潜能。数字经济已然成为最具活力、最具创新力、辐射最广泛的经济形态，其落脚点在于企业数字化转型。数字化转型对于企业而言既是机会也是挑战，但是数字人才短缺、资金储备不足、技术水平偏低阻碍了企业数字化变革过程。另一方面，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推进了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数据成为了驱动新经济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新业态、新场景不断更新换代，我国产业链布局面临重大变革，新的产业合作模式逐步形成。企业数字化转型给产业链关联带来深刻影响，而产业链关联不仅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保障，也是应对外部复杂环境的立足之本。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厘清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产业链关联之间的关系，据此提出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化产业链关联关系的方案，为政府制定合理的数字经济政策以及有效引导企业数字化转型赋能产业链关联提供重要的政策指引和借鉴。

二 主要内容

本文以产业分工理论、产业关联理论、交易成本理论为理论基础，系统整理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产业链关联的理论机制，并构建数理经济模型验证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产业链关联的经济逻辑。在此基础上，本文基于2007-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年报，采用熵值法和文本分析法测算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利用生产阶段数和投入产出表测算产业链关联水平，进一步建立面板数据模型来揭示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产业链关联之间的关系，运用工具变量法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倾向匹配法、替换解释变量、替换样本数据、考虑外生冲击等途径来验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分析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产业链关联的差异性，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从内部和外部两个维度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影响产业链关联的作用机制。主要的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2007-2020年我国数字化转型程度偏低，但是整体上有所提升，在不同行业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高水平行业主要集中于服务业，呈现第三产业>第二产业>第一产业的分布态势，即具有“极差化、集聚化、阶梯化”特征。

第二，在样本考察期间内产业链关联水平整体不高，虽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但是存在明显的“分化现象”，尤其是制造业和服务业，其核密度估计曲线主峰高度下降、宽度增加、左侧拖尾，且形状始终呈现“双峰”分布。

第三，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产业链关联水平的提升，且存在滞后效应，利用工具变量法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倾向匹配法解决内生性问题，并采用替换解释变量、替换样本数据和考虑外生冲击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

第四，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产业链关联的促进作用在不同企业、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时间存在显著差异，国有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服务业、竞争性行业、西部地区、中心城市以及信息政策阶段的作用效果相对更为明显。

第五，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外部交易成本影响产业链关联，外部交易成本越高，企业数字化转型降低外部交易成本的效果愈加凸显，对产业链关联的促进作用也更为显著，这种促进作用还会受到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的制约。

第六，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和优化要素禀赋结构两种渠道来减少其内部生产损益，由于企业数字化转型降低外部交易成本的幅度更大，企业倾向于使用中间产品替代自制产品，最终强化了产业链关联关系。

三 政策建议

企业数字化转型给产业链关联带来深刻影响，对于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结合前文的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

由于企业数字化转型会受到人才短缺、成本偏高、技术制约等因素的影响，中小企业面临“不会转、不愿转、不敢转”困境，需要进一步制定、完善和落实数字经济相关政策。对于人才短缺问题，必须加速推动工业智能化发展，对低端劳动力形成替代效应，同时培育一批既掌握数字化技术又熟悉业务流程的专业人才，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提供必要条件。对于成本偏高问题，亟需加大对专利、技术、软件、数据等无形资产的投入力度，尤其是加快数据要素与各种产业的深度融合，为企业研发、生产和销售全过程赋能。对于技术制约问题，要挖掘数据资产的潜在价值，将数字化技术深度嵌入企业组织架构、决策体系和生产流程中，通过科技研发和技术积累不断塑造竞争优势，以实现降本增效目标。

（2）强化产业链关联关系

随着国民经济各行业之间的技术联系日益密切，要深化产业分工协作体系，将同一企业中不同生产阶段的生产任务逐渐分离出去，推动产业链条逐步向上下游两端不断延伸，促使生产要素不仅能够在企业研发、设计、生产、组装等各环节之间流动，还可以在供应商、生产商、服务商等各主体之间流动，增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不同产业链之间的关联关系，全面提升产业链的沟通效率。另一方面，坚持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程度，积极引导企业参与国内与国际市场分工，为了保持企业的竞争活力，可以剥离非核心业务，专注于具有相对优势的业务，并从国内外引入中间产品进行生产，产业链长度得以延长，产业结构也由简单向复杂化和高端化演变。

（3）数字赋能产业链关联

通过平台化赋能产业链，深化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新模式、新业态，推动企业制造资源与互联网平台全面对接，拉近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距离，优化关联结构、减少中间环节、节约交易成本、简化业务流程，促使传统制造向生产自动化、高效化和智能化转变，加速产品和技术的更新换代，形成全产业链、全要素全面连接的生产制造和智能服务体系。另外，必须加强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打破数据孤岛、实现数据共享，放大数据要素在产业链条上的溢出和扩散效应，实现创新流程的快速迭代，同时促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不同产业链之间互联互通，完善产业链关联关系，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发挥企业数字化转型在“稳链、强链、补链”中的主力作用。

（4）拓展数字化应用场景

政府应该根据不同地区的区位优势、不同行业的基础条件、不同企业的技术特征以及不同时期的重点方向实施差异化政策。第一，大力发展“东数西算”工程，推动产业链环节由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延伸，带动人才流、资金流、技术流等转移的同时促进数据在全国范围内高效传输与共享。第二，综合考虑企业定位、所属行业、股权性质等多种因素，聚焦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的问题，缓解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可能风险暴露，同时发挥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机制，鼓励企业之间的良序竞争，以竞争促转型。第三，在不同政策背景下，明确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点方向，灵活调整企业数字化转型策略，加强企业施行数字化转型的决心，促使数字化技术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产生实质性融合。

（5）持续提升市场化水平

政府需要不断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制定数据资源流通和交易的相关规章制度，为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营造良好的外部营商环境，同时还需要加大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支持力度，出台相应的税收政策帮助企业完成数字化和智能化改造，更需要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机制，重塑企业组织和流程，激发数字经济活力，缓解交易成本上涨压力。此外，必须充分发挥市场竞争机制的配置作用，打破行业壁垒，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加快智能工厂和数字工厂建设，进一步促进数字化技术与金融、咨询、管理、人力资本等服务要素的深度融合，充分挖掘数据资源的利用价值，构建开放、多元的创新生态，为企业数字化转型保驾护航，并强化数字化转型对产业链关联的促进作用。

（6）发挥国企的带动作用

首先，国有企业的制度优势、资源特征为其承担产业链链长职能提供了基础，借助数字化技术，加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有效对接，放大国有企业的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效应，带动供应商和下游行业的发展，形成更加有效的产业链协同机制。其次，国有企业起到示范带动作用，支持中小企业成长为创新重要发源地，既能够推动产业链与产业大规模集群融合发展，形成全企业、全场景的数字化规模效应，又可以整合产业链上各环节资源，促使产业链上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最后，推进国有企业成为产业链链长并融入全球产业网络，加快国有企业与关联企业形成良好的产业生态，逐步优化产业链关联关系，引导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更具特色和活力的产业链。